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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杰:目前保增长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时间:2012-08-20 来源:

 
 

  新浪长安讲坛第87讲,长安讲坛总第218期,做客专家是著名经济学家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魏杰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目前保增长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以下为魏杰演讲实录:

  主持人:今天非常高兴请到魏杰教授,我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魏杰教授。魏老师是我们经管学院的教授,博导,战略系的系主任。也是清华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50人论坛的成员。魏老师1987年获得人民大学的经济系博士学位,然后毕业后留人大任教,曾经任人民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教授博导,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系主任等职。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2年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博导之一,1999年调入我们清华大学,魏老师长期致力于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国有经济改革问题,企业财产制度问题,非国有企业以及公司治理结构问题,包括企业制度企业战略企业文化等问题。前后出版了企业前沿问题,市场经济前沿问题等二十本专著,主编的著作有十本。发表的论文三百余篇,多年来魏杰老师主持中小企业问题研究,自主技术创新阶段转化的理论等等效果都深得有关部门组织的赞誉,并且取得了国务院人事部,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奖等等重要奖项。同时魏老师还兼任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副会长。环境文化促进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等重要的学术职务。那么今天魏老师给我们讲的是我们大家都特别关心的几个问题,目前这个保增长的问题。那么魏老师给我们解释的是如果我们要保增长,那么我们目前保增长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那么让我们大家一起欢迎魏杰教授。

  魏杰:各位老朋友新朋友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我就最近大家都很关注的关注经济增长的问题以其做一些沟通。我们国家经济增长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处于下行的状态。去年第一季度我们的增长速度是9.7%,第二季度掉到了9.5%,第三季度掉到了9.2%,第四季度是8.9%,就是掉到9%以下。今年第一季度8.1%,这个8.1%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的预期是8.5%左右结果掉到了8.1%。四月份、五月份的数据没有出来,根据我们最近推算,这个状态比第一季度还要差。增长速度下行的风险在不断的加大,如果过去我们还讲下行的背后是我们预调的结果的话,现在要改变这个提法,恐怕这个下行的状态已经不是我们的预调的结果了。是增长速度下行的风险在加大,而不是我们预调的结果。这个共识是否我们大致上我们的认识是统一的,增长速度风险的加大是统一的。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来稳定增长,尤其把增长稳定在我们今年要求的7%这个底线以上。大家知道我们今年增长的速度底线是7%。目标是7.5%,怎么样稳定在7%以上,实现7.5%的目标,对这个任务的完成现在有两种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救市,对救市的呼声随着增长速度下行的风险加大,这种呼声越来越强烈。

  另外一种思路是强调对中国经济要进行深度调整,在对中国经济的深度调整中间来实现稳增长的目标。现在学界争论的实际上是两种思路。一种思路希望能够救市,通过救市的方式把增长速度稳定在7%以上目标当然是7.5%。另一种思路强调借这次机会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在深度调整中间实现稳增长目标。

  我自己的倾向是激烈反对救市,恐怕在学界我最近也是反对救市的,应该讲对救市这个思维批评比较多的人之一。我是坚决反对这次我们救市,为什么坚决反对,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这次实际上没有救市的能力,提出来救市也不可能救市,因为已经没有救市的能力。在座的知道如果我们救市的话一定动用两个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而这两个政策基本上没有动用的空间,首先是货币政策。我们基本上已经动用了任何前提,原因就是我们2008年以后,当初为了保增长,对货币政策的使用,实际上已经超规模的使用。现在我们货币供应量已经非常非常之大。在座的可能知道经济学界评货币供应量多还是少,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和GDP比例,是我们评价的最主要指标。为什么使用这个指标,因为货币供应量是我们生产的货币总和,GDP是我们财富的生产的总和。所以这个指标是一个评价货币是不是多的重要指标。

  去年年底在座的各位知道,我们的货币的供应量是85.7万亿。GDP是47.3万亿,比例已经是190%还多,这个比例已经远远高于2007,2008年的150%左右,已经非常偏高。而且根据经济学界有的同志研究,认为发达国家GDP货币供应量比例达到一百以后开始回落了,像美国现在是51%。很明显不管从哪一个方面看,货币政策基本上没有动用的空间。如果要动的话只能调整一下存款的利率而已,把去年的21%调整到19%左右,这种状况是微调,这种微调不是救市。真正救市就要调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而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空间,所以货币政策想救市也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种程度,很难。

  再一个救市就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当然是就是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借债来刺激经济就是救市。经济财政政策现在使用的空间也不大。可能在座的知道,经济学家们对于使用经济财政政策有一个上限,就是我们借债的余额,已经借了没有还的债,最高限度不能超过当年GDP60%。我们实际上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的话,我们经济财政政策实际上空间也不大,我们现在借了多少债,有两个提法。一个是国家审计署,国家书记数提出来地方债务一共借了十万多亿,不到十一万亿,中央政府差不多四万多亿不到五万亿。加起来就是十五六万亿,相当于GDP的37%左右。但是根据最近经济学的研究,比如说根据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研究,我们现在各种债务加起来已经28万亿人民币,不是十六七万亿,而且里面还不包括两个,一个是BT项目,一个是社保基金的差额。我们的借债已经是28万亿相当于我们GDP的70%。如果上限是60%我们已经达到70%。所以财政政策也没有救市的可能。今年财政政策我估计借来的债用在两个方向上,一个是稳定中小企业。就是对中小型企业进行兼顾性减税,另外中小企业解决就业的85%以上,所以兼顾性减税大致可能减税三千亿到八千亿之间。另外财政政策借来的债只能是向民生倾斜。就是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支出。那么这样一支出对消费率会好一点,所以今年经济财政政策可能主要的运作,一个是稳定中小企业一个是民生。所以对消费率是利好对中小企业是利好。

  但是今年经济政策不管怎么样,最后都不可能像2009年那样大规模的启动基础设施统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2009次保增长经济财政重点在基础设施,叫铁公鸡,今年财政政策预算的支出,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不可能像2009年2010年动用经济财政政策重点在基础设施包括房地产上。今年充其量能动的方向一个是中小企业一个是民生。今年的经济财政政策对于建材绝对是利空,所以最近出现了十三年没有出现的现象,比如煤炭价格掉下来了,煤炭开始压了,而且五大钢铁集团全面亏损,都是这个必然结果。财政政策今年再讲经济政策实际上已经没有救市的可能了。目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已经没有救市的可能了,因为它的运作的空间已经不大了。如果要救市的话未来的货币风险和财政风险将非常的巨大。带来的后果想把增长速度往下降一点的后果还要大,所以恐怕财政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没有救市的可能。这是一个原因反对救市。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这次经济出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深层次出了问题。是救市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救市的话会延缓现在的问题,而且使现在问题更加严重,可能未来我们就更难解决问题。2009年到现在我们经济之所以处于这样波动的状态。为了增长我们只好加大投资,投资一增长马上通胀就起来,一收缩货币速度又掉下来。说明中国经济深层次有了问题,所以靠救市是不能解决的,我们只有对中国经济深入调整最后可能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是坚定的反对救市。

  5月1号到5月20号,发改委网站上审批项目的速度加快,我们看了以后非常是担心。很担心又开始救市,这样一救市可能就忽视了对经济的深度调整,最后的结果可能不堪设想。所以我是反对救市,坚持这次要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这次唯一出路恐怕是对经济深度调整可能才能解决问题。如果确定对经济深度调整,那么要讨论的问题是要怎么样对中国经济深度调整,从稳增长的阶段来看,目前对中国经济的深度调整恐怕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个是深化改革,我们必须要对体制做大的动作才行,叫深化改革。之所以要深化改革的原因是我们增长出问题,就是我们的体制红利已经吃完了。现有的体制已经很难保证我们速度还有一个7%以上的增长速度。只有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化改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产生新的内在性的增长动力。所以对中国经济深度调整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化改革。怎么样深化改革,我们从增长的阶段来看,稳增长来看中国目前的深化改革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要尽快调整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必须要进行调整,真正把这个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才行。目前我们的问题都出在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要尽快的调整这个机制,怎么样调整,我觉得调整的重点是重新鉴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把调整的重点是鉴定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为什么把这个改革,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重点放在重新鉴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因为核心是政府,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企业,只有重新鉴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才能保证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我们的切入点应该是重新鉴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怎么样重新鉴定,最近的调研中间我们逐渐形成八个要点。

  企业、政府、NGO是现代社会的三大组织

  鉴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有八个要点我们必须要调整。第一个要点就是政府企业都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两大平等的社会组织。它们之间不是谁引导谁的关系,是建立在法律上两大平等的社会组织。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它们之间是以法律为平台的平等的社会组织。可能在座的诸位了解现代人类社会。现代人类社会是有三大构成社会组织构成,一个是企业,一个政府,一个是NGO,NGO就是我们讲的民间组织,非政府非企业。现代社会就是这三大组织构成的,它们之间是以法律为基础的平等的社会组织。中国没有NGO法,我们民间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讲还没有法律的平台。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政府和企业这两大社会组织。它们之间的关系各司其职,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企业如果主犯法律和政府没有关系,政府如果没有主犯法律和企业也没有关系。他们这间是平等的社会组织。

  在德国调研的时候我们发现德国是这种典型的体制,调研的时候问到企业在政府里面,政府告诉我们他们不知道,你要调研企业到企业问,问我们干什么。我才知道德国政府只对药品和食品加大监管,别的企业政府从来都不去,它完全是平等的社会组织。我们恐怕也要鉴定这个关系才行。我们的重点是政府在领导企业,政府是管企业的主体,实际上我们搞错了,它们是以法律为平台两大社会组织。企业依法经营政府依法管理。我们应该充分的释放企业的创造能力才行,要重新鉴定这个关系。这样来看中国政府要出现第三次转变。毛泽东时代我们是以阶级为斗争为纲,政府是搞无产专政的。邓小平时代我们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是搞经济建设,下一步可能政府要退出经济建设的中心,政府是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它已经不是经济建设的中心,经济建设的中心是企业不是政府,政府将成为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主体。因此我们未来对政府的考核不应该以GDP作为目标,因为GDP是财富增长的概念,政府应该是一个社会公共管理主体,这就是政企管理要确定的一个要点。

  第二个要点是资源将不再是政府的事,资源配置是市场,市场是资源配置最主要的机制。所谓市场就是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资源在企业的平等竞争中得以配置,就是所谓市场配置。所以政府不再是资源配置主体,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要参与这种资源配置,政府也不能采取行政的方式,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比如说中国政府参与资源有三项离不开政府,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公共建设项目一个是政府消费。这三者其实离不开政府,但是政府的配置不能采取行政方式,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土地不能批必须拍卖,拍卖是市场经济方式,公共建设项目不能审批必须招标,招标是市场经济方式。政府消费不能政府买东西走向政府采购,是市场经济方式。未来我们要严格鉴定政府参与这三种资源。土地公共建设项目和政府消费要彻底的走向市场经济的配置方式才行。这样才能充分释放企业之间的这种竞争的这种活力。这是政企关系的第二个要点。

  第三个要点就是政府必须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既然不是领导企业的主体,是社会公共主体,政府对企业不能搞审批制,要转向备案制。备案制就是政府主要公布准入条件,公布之后张三认为我符合条件到政府备案就可以了,就可以干了。李四认为我符合条件到政府备案那么我就可以干了。所以政府应该从审批制转向备案制。比如说谁能办银行,政府只要发布准入的条件,比如资本金的比例要达到多少,就业人员中有两年以上从业经验的人占到多少等等等等,任何企业认为我符合条件都可以从事这种经营到政府备案就行。在研究这个要点的时候,我们考察发达国家这个备案的依据基本上是第三方的证据。就是邮局的邮戳,这个文件要送达政府的时候,企业交给邮局,邮局给一个邮戳,邮局送给政府的时候也给一个邮戳。以邮戳作为备案的依据,前一段时间我们试点中间,有一个政府提出来说这么重要的文件通过邮局会不会出问题。提出来是不是由企业直接送达,企业送到政府之后回执就是备案的依据,出了问题拿企业试问。但是后来发现好多政府收到邮件之后不给回执。反复讲领导最近不在过几天再来吧。我们发现纯属变相审批,不给回执就等于没有备案。所以我觉得发达国家试验的第三方依据可能比较准确,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所谓第三方依据,以邮局的邮戳为主,那么任何人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干,出了问题拿你试问。所以政府审批的话出了问题政府不好试问,因为是政府审批的,所以要出审批制彻底转向为备案制。

  第四个要点就是政府的公共权利要受到一定约束才行。政府的公共权利必须受到应有的约束。按照政治学对人类社会的划分,认为人类社会由三大权利体系构成,一个是人权体系,一个是财产权体系,一个是公权体系。公共权利包括两个,一个是行政权利一个是司法权利,都是属于公共权利体系。那么人权体系,产权体系,公共权利体系应该是一个相互制衡的权利构成。它们之间不能相互侵犯,比如公共权利不能侵犯产权权利的。应该鉴定好它们的关系,这种鉴定大家看到,在人类社会里边有许多重要的这种创新和大家的共识。比如说不具有司法机构的政府行政机构不能查封企业财产。这是公共的一个鉴定。因为财产权属于司法权,行政部门没有司法权当然就不能查封企业财产。司法机构也不能随便查封,现在基本的原则是以立案为依据。如果没有立案司法机构也不能查封,所以不具有司法机构的行政机构不能查封企业产权。司法机构不立案也不能查封,这样是要保护企业,保护企业的产权权利,保证企业的经营。我们国家对于这种公共权利鉴定恐怕也要强调这个问题,不能随便查封。行政部门如果发现企业违法了可以起诉你不能动手,这是一个严格的鉴定。我的印象我们国家人大赋予行政机构的司法权很少很少,我的印象好像中国海关赋予司法权,还有一个中国证券会曾经赋一个司法权查封上市公司帐号,非上市公司也没有权利。所以我们要严格鉴定这个公共权利和产权的这种鉴定,在中国要进一步推动,要讨论这种权利的严格鉴定才能保证企业的这种经营,这是所谓政企关系的第三个要点。

  从第五个要点就是企业对政府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企业可以告政府。既然我们是平等的社会组织 ,当然这种社会组织的任何一方都有完整的法律诉讼权,企业可以告政府。最近调研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不告收拾我,一告更收拾我了。我觉得他可能搞错了,企业要制衡它才行。既然已经赋予企业完整的法律诉讼权,企业就应该考虑维护自己的利益才行。我估计这种状态在中国逐渐会起来的。最近调研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企业在逐渐清楚这个问题。

  第六个要点,政府不能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如果政府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的话,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个问题是这种管理产权的政府机构和它管的这种企业永远是政治不分,就很难做到政企分家。央企的机构叫国资委,我们的产权所有者代表,国资委是一个政府机构,市局长一年就几万块钱,而他管这些央企的老总们一年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我是管理的我怎么拿这么一点。最后的状况非常难办,大家看到出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空降。到央企到副总甚至到老总这个时候收入马上就提高,空降完了咱们再空降。央企我去调研他们,一再告诉我,我们干的一定知道我们就到顶了,因为再往上走不可能要空降下来了。最后的结果没有动力了,空降下来是政府人士,行为方式和企业都不同,经常会发生冲突,矛盾会非常多。现在我们调研企业的内部,这种事情越来越多,这是制度性的涉及。只要你坚持这个状态必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另外政府作为国有产权代表的话不能解决另外的问题,他是一些企业的后台老板,有的企业不是那个老板,最后它又是公共的主体,他在处理他当老板的企业和他没有关系的企业的关系的时候,很难做到公平公正的,这个永远解决不了。所以政府不应该是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我们研究发达国家发现,代表全体人民行使自己财产权的都是各种资产管理公司,它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它对国会负责任,国会是监管作用它是一种企业,因此没有我们现在这种问题。所以政府不应该作为国有产权的所有者代表存在,说明我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深化才行,现在远远没有到位。

  征税应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

  第七个要点政府对企业税收的收取,不应该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依据,而应该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政府到底收企业多少税,到底是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依据还是以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应该是以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依据,不应该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依据。因为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体,它为我们服务的时候需要成本需要货币这样就应该收税,所以到底收多少税应该以政府提供的服务为依据,不应该以经济增长的速度为依据。我们现在是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依据,九年前我们全年税收不到一万亿,而去年突破了十万亿,中国的税收越来越高,我们是以经济增长来收税的。经济增长越高我们收的税就应该越高,实际错了。政府收的税是用于公共服务的成本,你拿钱干什么,大家同意你干这个事了,就收多少钱收多少税,先有预算后有收税的问题,它不是投资,先有资本再有投资,是两个概念。中国要解决企业的这种税收负担的问题要一定调整这个依据才行,否则我们企业很难再有继续这种推动增长的动力所在。

  第八个要点政府不能与企业争利。政府是一个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体,它不是一个盈利机构,所以不能与企业争利。政府如果要投诉的话也是以公共产品为鉴,如果这种盈利项目应该企业来投政府不应该投。比如修一条高速路,这条高速路不收费就是公共产品,谁来投,政府来投。如果商业运作应该是企业投不应该政府来投。鉴定它们投资的权限的重要问题,就是政府的投资内容就是公共产品,商务运作交给企业才行。我们现在经常出现好的投资项目政府要抱在手里。所以高速路收费已经到了收费年限背后一定是政府。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个事不应该干还有人干背后一定是政府。所以它的权利必须要重新鉴定才行。

  这就是从稳增长的阶段来看,政企关系要重新鉴定这八个要点必须要坚持。我们如果按照这样八个要点来重新塑造政企关系的话,中国经济增长别说7%以上,可能更高的速度会迸发出来。关键是政企感到的非正常的状态导致企业的创造力受到了很大的约束。所以我们应该重新鉴定政企关系。政企关系重新鉴定以后,我们政府主导型经济体系就必然转向社会经济体制。这就是深入改革我们觉得最为迫切的第一件事。要调整目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目前我们的认识状况大致就是这样。

  深化改革的第二件事就是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民营经济发展可能是我们现在深化改革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座的知道,我们从今年年初到现在非常重视民营经济发展从中央到地方。我的印象1月31号浙江省曾经开过一个振兴民营经济大会,前几年重庆也开了振兴民营经济大会,中央也很积极,中央六个部委发步了关于放开民营经济投资的这种准入的界限,要反垄断,把垄断部门向民营经济放开。连温总理都讲,要解决民营经济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问题。应该从上到下对民营经济都非常关注。因此民营经济一旦启动起来的话我们的稳增长一定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调研的结果可能大家会有点失望,民营经济目前的状况没有得到改观,我们最近越讲让他们进投资他们越害怕,觉得你出了问题才想到我了,过去怎么不想我。现在你没有钱了才想到我了。而且你们对我放开这个投资领域,你不放开控股权,你是放开我们可以参股而已,等于我把钱给别人,别人来运作。这相当于封建社会招上门女婿,只有儿子责任没有儿子地位就是上门女婿,我们成了你们的上门女婿了。因此越讲越担心不敢来。我们调研情况发现实际上民营经济不是喊两句口号就起来的问题,民营经济要解决深层次问题了。

  富二代不愿接班之谜:资本盈利的合法性缺位

  民营经济实际上遇到两个非常深刻的障碍,一个障碍是理论问题,什么是理论问题,按照政治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在众多的生产要素中间只有劳动创造价值,别的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尤其资本不创造价值。资本不创造价值,让资本人分了那么多收入,所以他们叫是剩余价值就是剥削性质的。按照这个理论民营经济放在了剥削经济的性质上了。因为你说的就是资本,资本是不创作价值的,它是剥削经济性质的话一定会考虑自己的未来问题。因此很担心什么是动手解决我们的问题,它就不是投资的问题是民营积极性的问题。最近我们开了一个富二代的座谈会,专门找了十七八个都是要接班的人了,座谈会中间这些富二代对接班没有任何兴趣。为什么没有兴趣,其中有一个跟我聊,说我是学经济学的,我知道你们现在发展我们是无奈的选择,你们不发展没有税收,不发展没有就业不发展没有GDP,但是消灭我们是你们伟大的理想。因此我父辈可能因为穷没有办法吃不饱穿不好来干,我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我才知道创业一代和第二代的诉求不一样,创业一代因为穷只要干就行不管以后,现在第二代解决问题要的是平等民权民主的问题,诉求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告诉我魏老师,你们如果不改革这一条我不会去干,因为我大可不必为生存而忧虑,我一旦干了之后成了你们消灭的对象,因此我不愿意做这个事。要做可以可以你们重新评价这个群体,理论上改革才行。理论改革我知道很难,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重大的时刻。怎么样在目前的状态下来推动这种调整可能是个大问题了。所以理论上能不能有震撼人心的调整。如果没有这种振奋人心的调整,我估计民营经济积极性很难创造起来。因为它被放在对立面,所以他很明白你发展我就是这个状态,而且这种思维体系大家不要小看,这种思维体系并不是我们讲,有些人甚至很多人都用这种思维体系。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讨论会,结果来的晚坐在第一排,结果进去的时候一个人正在讲一个,怎么样解决目前的收入差距。发言人是80后的博士一个女孩子,她发言中讲现在收入差距主要原因,不是劳动收入差距引发的收入差距。而是因为有人有资本收益,有人没资本收益所以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要解决的唯一办法是挟持资本最后消灭资本。结果我旁边坐了一个民营企业,瞪着眼睛很大的看着她,问我魏老师是不是这样,我说我不知道,反正她这样讲就这样认为吧,他听了一会儿就走了。在这种条件下何谈投资积极性。我们在重大理论上有突破才行。这是深层次的一个障碍。

  民营经济增长第二个障碍是法律障碍。什么法律障碍首先有宪法障碍。你们知道我们宪法里边有重要的一个法律规定,我们实行的是以公有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我们宪法一开始民营经济就已经不同了,就已经有区别了。以公有经济为主大众经济成分并存,既然宪法有差别,民法刑法不可能做到平等。一定是一个有差异的状态。源于我们宪法的这种规定,我们是有差别的。你是并存的那部分,因此你不可能有法律上的平等,一定是这个格局的。这个问题最近争论很大。有人提出来是不是我们修改一下这个提法,能不能修改成中国实行混合经济。所有经济成分都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任何一种成分都有劣势和优势,他们相互补充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在法律上它们是平等的,就叫混合经济。我觉得这个提法挺好的,而且我也研究了一下,如果我们继续提公有经济为主,多种成分并存的话。我们对现制度解释不清楚。哪一种经济成分为主有四个评价指标,一个是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个是它对税收的贡献,一个是对就业的贡献,一个是对技术创新的贡献。按照四个贡献来评价的话,我们发现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占到主体地位。2004年到现在民营经济的增长贡献是63%以上。对税收的贡献是60%以上,对就业的贡献是80%以上,对技术贡献的贡献,我们技术的专利局绝大部分是民营经济的。这样以来民营经济不是并存好像是主体了,所以有人提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违法宪法。因为宪法规定我们是公有经济为主,多种成分并存的。它已经这么多了为什么还要发展,之所以讲违法宪法的原因就是宪法规定所导。

  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志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谈到我们能不能考虑到修改这个提法,提出混合经济的状态,这个同志反问我一句,如果这样提的话我们和美国怎么样有区别,我们还能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哥们底线是不能违抗的,你要走到我们底线我就会收拾你的。我才发现这个是有底线的,这个是不能动的。但是如果不能动的话怎么样让民营经济获得一个完整的平等的法律地位,和竞争地位,要研究这个问题。今年1月份我在浙江调研的时候,几个民营企业家和我聊天,说魏老师我们现在都成了两院院士了,什么叫两院院士呢,要么进法院要么进医院就叫两院院士,我们何谈发展经济。所以你们看我们最近很热闹,媒体不断讲我们怎么放开准入条件,怎么鼓励他们发展,而我们研究的结果很失望。因为他们没有激励的动作。目前依然是移民的倾向高于投资的倾向。

  为什么,背后有深层问题我们要考虑,就是理论障碍和法律障碍怎么解决的问题,这对于我们是一场考验。中国人的智慧真是需要考虑。最近无意间读到了王蒙同志的一本书,叫中国天机,经常讲天机不可泄漏。它书里边的名字就叫中国天机。我读完之后就深深感到中国这样走过来的这三十年,真是需要无穷的智慧才能解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自己给自己干,我们不是别人约束我们,是自己在约束自己。所以最后要往前走的时候我自己干。王蒙当过右派劳动改造过也当过文化部长,写了中国近三十年的这种变革和在改革开放前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民营经济也可能考验中国人的智慧。怎么样来解决深层次的障碍,才能真正让民营经济激发活力得以发展的问题。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我们这次深化改革的第三件事就是二元经济的解决问题。中国现在还是城乡二元经济,城乡二元经济的解决过程,也是这个体制释放增长的过程。一般讲二元经济解决的过程就是这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所以从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必须要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的问题。怎么解决,现在提出来的口号叫城乡一体化,我很赞成这个口号,二元经济体制的实现,确实最后需要城乡的这种一体化。但是怎么实现城乡一体化,我们最近调研发现,城乡一体化是三个一体化的统一。

  第一个一体化是城乡价格体制一体化,就是农产品(5.55,-0.05,-0.89%)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工业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应该一样。农村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城市的价格形成机制应该一样,现在我们不一体化。通胀稍微一产生把问题看在农产品涨价的问题上,最后的结果都是打压农产品。作这种状况下不受供求关系调整的时候,你说农民怎么富有。最近小麦正是收割季节,上一个星期我去河南调研,我才知道河南的小麦十年前就是一块钱一斤,现在还是一块钱一斤。只要一涨价中粮食公司就要打压不能涨。我就琢磨一斤一块钱涨成两块钱他说就翻一番。一块钱翻一番和几百块钱翻一番是两个概念,为什么就不行,坚决不行?温总理有一次在西安调研,问农民为什么不养猪,农民回答的很有意思,之所以不养猪的原因是因为养三头猪不如打一天工,所以我不养猪。而且告诉温总理你们一定要放开猪肉价格,让猪肉价格涨,涨到我们有利可图的时候我们就会养猪了,这个时候供求关系就会调整,政府怎么办,应该补贴吃肉的。政府补贴吃肉的放开猪肉价格就解决了。我觉得这个农民的经济学常识真的很厉害,整个世界不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吗?放开价格加大对穷人的补贴,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而我们现在不是,动不动就要打压。最后的结果你们看农民不可能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城乡价格一体化。

  第二个一体化叫城乡民生享受一体化,农村和城里人应该平等享受国家的民生支出。民生就是三件事,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应该平等的享受,我们现在不能平等的享受。所以我们城乡民生享受没有一体化。所以农民进城打工只有就业机会,没有社会生存机会。因为不能享受我们城市的民生投资(5.35,0.05,0.94%)。所以大家看这样一来只有就业机会没有社会生存机会,他的孩子怎么办。最近出现了两种现象,一个现象讲留守儿童,我们现在6500万留守儿童。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社会学家写的一个报告,讲留守儿童的心灵成长很难走向正常。因为这种留守儿童属于隔代抚养,而人生就是给父母抚养。隔代抚养的结果是从一开始就有失落感。甚至研究的结果长大以后很落寞,各种这种现象都是由于心灵不能正常发展而起来的。所以这样我也理解了人权的重要是亲情权,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情的抚养,对人的心灵健康有很大的作用。结果是6500万留守儿童隔代培养。一旦未来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他的心灵在一个不健康的条件下形成的。这个报告引起我的关注,我最近调研了两个以留守儿童为主的学校,都在山里边。我感到非常吃惊的是,和父母在一起是这些孩子最大的奢望。我非常感到吃惊。而且听完之后没有想到一个小孩最大的奢望是和父母在一起,我不是学心理学的,我很难从理论上解释为什么非要和父母在一起。不和父母在一起就有抛弃的感觉,就有这种状态,心灵就不能正常的发展。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再不注意我估计后果不堪设想。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有的被父母带进城了,但是他上学只能在农民工子弟上学。农民工子弟学校我几年前就调研过,这种地方实际就是培养小孩从小仇恨我们这个社会的。他觉得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你们为什么能在他们漂亮的操场上学,而且国家拿钱,我为什么父母上学在很破烂的学校上学。从小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从小感到这个社会的不公平,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进城上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这些孩子们,未来人生成长将是一个什么结果,我们需要要研究这个问题了,最近这个社会家的报告引起我的极大关注。调研了之后我也感到说不出的感觉,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可以解决了,不是不能解决。穷的时候可以说不能解决,现在我们已经富有了可以解决了。我们少干一些脸上贴金的事,我估计这个钱就有了。别搞辽宁的一个足球场八个亿八年就把它炸了,能解决问题的,现在问题是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想解决这个问题。我调研之后,从原来认为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我现在产生怀疑是不是有人不想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中国的增长到处都有动力,关键是我们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一体化就是城乡民生享受一体化。这是一体话第二个要点。

  第三个要点是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所谓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就是农村的产权制度和城里的应该一样,现在不一样。比如城里的人买了房子有产权,这个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的宅基地的房子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城里人办企业有产权,这个产权既可以抵押也可以买卖,而农民的耕地既不能抵押也不能买卖。农民两部分财产,房子以及耕地没有产权性质。没有产权性质就很难有财产性收益的,所以他很穷。现在提出来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的问题,现在我们并没有走到这个一体化。所以你们看最近我研究才发现,背后的原因是由于和我们的土地制度有关系。农民的土地叫集体所有制,我们城里土地叫国有土地。集体所有土地是小产权,国有土地才是大产权。我最近调研明白什么叫大产权小产权,就是这个土地的利益国家没有拿走就叫小产权,国家拿走就叫大产权了。我最近才搞清楚这个问题了。结果农民越来越清楚了,中国大学的一个调研机构,调研了十七个农业省。我们征用农民土地给农民支付的赔偿宽一亩地一万八左右,而我们转身一卖一亩地八十八万,农民明白过来了,利益全让你们拿走了。所以农民就反征地反拆迁,而我们为了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只好强拆迁强征地,结果突发了重要的社会矛盾。这个矛盾越来越尖锐。既不能怪地方政府,也不能怪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用暴力手段反拆迁反征地,背后是制度的问题,就是利益的配置。我们这种资源的利益配置到底应该怎么配置,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这个问题。

  农村产权确定应落实到自然人

  最近大家看到这种社会矛盾国务院强调尊重农民产权,我听完之后很振奋,从根上就解决问题了。既然尊重农民产权必须要清晰这个产权,提出来要确定这个产权是你的,叫确权我一听很振奋。最近我看了文件才发现我振奋的太早了,因为我们确权不是确自然人,我们是从村委会确定到村民小组,过去这个产权是村委会的,所以谁当村长就搞腐败卖地,现在不行了,要确认到村民小组了。而村民小组至少是五家叫一个小组。要确定村民小组而不能确定自然人,我就问有关同志,为什么不能确定自然人,一家一户的确定。告诉我村民小组是公有制,一家一户就是私有制,我们不能搞私有制我们必须要坚持公有制。而且我很纳闷,为什么确立五家就是一个公有制。我就想到1979年,你们办企业知道当时搞工商等级。1979年放开民营经济只放开个体经济没有放开实业经济,民营经济分为个体和私营两种。当时就确定你是私营经济还是个体经济,工商局搞了一个规则,雇八个人以上叫私人经济,八个以下是个体经济。告诉我马克斯讲的,我一查真是马克斯讲的。雇八个人以上就是资本家,雇八个人以下就是小业主。我就想到我们这种极端的理解马克斯主义,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来。我实在没法理解我们的理解行为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最近产权的一体化越调研就越非常有意思,而且越来越感到我们真是要靠智慧来解决一些问题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私有是万恶之源所以不能搞它。实际我发现关键不是万恶之源,关键是它的权利鉴定很重要。我的一个同学后来在美国定居了,有一次到美国他的家里,家里很漂亮,一个大宅子,前面有八百大平方米的草坪,这个院子外面是大马路,汽车过往挺多,我建议他为什么不在院子里种篱笆围起来。显得私密性好一点,对不起不行,买房时规定了,这个门前必须种草坪树都不能栽。所以才发现公权对私权有约束的,关键在他们的权利约束,而不是制度问题,在于法律的约束和鉴定。虽然是你的草坪规定你不能种这个篱笆,也不能搞一堵墙,只能这样种草坪,买房子就鉴定好了。这样以来是一种权利的约束,在这种条件下我觉得大可不必讲谁是万恶之源的问题,关键是对公私权利的鉴定或者制衡的问题。所以我想我们城乡产权一体化的问题,恐怕下一步还要继续依靠智慧才能超前推动。现在仅仅承认农民产权是一大进步,但是怎么实现承认它的成全,和需要调整和改革才行。这是深层次的改革,我们对于城乡一体化的调研,我觉得恐怕要真正解决二元经济问题,坚持城乡一体化是不是必须这三个一体化的统一。

  一个是城乡价格体制一体化,一个是城乡民生享受一体化,一个是城乡产权制度一体化。只有实现这三个一体化,城乡二元经济才能解决,在解决过程中间会释放对经济增长的动力。这样稳增长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这就是我们最近从稳增长的较多研究深化改革,是不是这三件事最为迫切。一个是要重新鉴定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释放企业对增长的这种贡献个能力。一个是关于民营经济的调整问题,让民营经济继续发挥支持中国经济这种发展的一个力量源泉。第三个是城乡二元经济的解决,要推动城乡一体化。这个一体化的过程释放出更多增长的力量。这是对中国经济进行深度调整的第一件事,叫深化改革。我们最近研究的结论和我的认识大致是这样。这是对中国经济深度调整的第一件事。

  对于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的第二件事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我们必须要通过转变增长方式,而获得一种新的动力。这种动力不是靠货币投放。而是靠这种增长方式的调整而获得一种新的动力,所以深度调整中国经济第二件事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怎么样转变增长方式,大家在座的知道,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元素有三点,一个是外需,一个是人口红利,一个是投资。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三大最主要元素。一个是外需,我们利用外需搞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拉动了中国经济过快的增长。第二个是人口红利,我们叫低成本,中国这种低成本的增长方式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过快增长。第三个就是投资,投资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叫投资拉动型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过去中国经济实际上最重要的增长元素就是外需,人口红利和投资。这三重元素形成了所谓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这种低成本为特点的增长方式,或者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现在这三大增长元素的力量已经在开始弱化,像外需已经很难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

  我们最近出口的下滑幅度很大,因为我们国家出口的两个目的地,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盟都出问题了。美国现在失业率太高了,奥巴马必须把事业率降下来,要奖下来必须要恢复美国的实业,不恢复不可能创造就业机会。必然对中国产品反倾销,所以美国现在提出再实业。美国提出来再实业对中国绝对是利空,中国对美国出口短时期不会有大的进展。

  再一个是欧盟,因为欧债危机,导致我们国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就是勒紧裤带过紧日子,主要的功能是收缩市场需求。当然包括收缩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外需基本上短时期很难。我觉得最近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给中国经济提了一个醒,就是试图依靠外需的增长元素已经很难,所以中国必须要考虑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的转向问题。

  再一个是人口红利基本上已经消失,我估计人口红利不仅是消失的问题,中国劳动的价格还要高速增长的问题。我估计中国这种劳动力成本上升要超出我们原来的意想。去年十二月份在宁波调研,宁波的企业告诉我们是越南现在的劳动力价格相当于中国十七年前。可见我们这个增长是很快的,所以人口红利的消失,以低成本为特点的增长方式已经不可能存在了。因为我们没法再持续下去。去年我们实际民营出的问题就是成本上升过快,一个是融资成本一个是劳动力的成本,占企业成本85%左右。转移成本只有三个渠道一个是产品涨价,但是它又不能涨价,因为它都是过剩产品没法涨价,二是政府减税。而我们又不想减税没法转移,第三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搞的。结果支撑不了这种过高的成本,大家看到大量企业只好收缩经营,变动经营结果信用链就断,就出问题了。去年温州问题报道,在温州待了两个星期,我一直认为温州不是资金链问题,是成本上升太快没法转化高速上升的成本所以出了问题。告诉我们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了,不要遮遮掩掩还没有消失已经消失了。所以这种低成本的增长方式在中国已经不能运作了。再一个是投资,我们已经不可能再靠投资继续拉动经济增长,投资的背后一定是货币多投放,财政多借债,我们现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运作的空间基本上没有了。

  因此我们原来维持增长的这三大元素已经逐渐在消失。原来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外向型拉动的增长方式,以及低成本增长方式或者投资拉动增长方式已经不可能了。中国需要寻找新的拉动增长的元素,这个元素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个是内需,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所谓的消费。从过去强调外需强,调人口红利,强调投资转向强调内需,强调技术创新和这种所谓的消费的问题。所以增长方式要从原来所谓的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转向出口内需的增长方式。原来以成本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转向为技术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从原来的这种投资拉动型增长方式转为消费支撑型的增长方式。这是目前所谓增长方式转变的最主要的,我赞同这个提法,我也觉得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这种转轨,从过去的增长元素转向寻找新的增长元素,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最近调研深深的感觉到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不是那么太容易的事。讲起来是非常容易,而且觉得共识容易形成。但是真正运作起来才发现难度之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里举一个例子关于技术的创新,从原来的成本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增长方式的关键是技术新。最近一两年时间我研究的重点是关注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我发现技术创新实际上不简单是技术的问题。技术创新搞的好的国家有两个要点,我们能不能调整被认可。一个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是实验室经济的问题。实验室经济就是现代化的实验室以企业方式运作的。美国人讲实验室经济是技术创新的孵化器,是物质基础。因为任何人离开这种实验室经济都不能把知识转为技术。实验室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形态,一年左右时间我一直在关注这种实验室经济形态。讨论它的公司治理,产权制度。我发现真正形成实验室经济,这种经济形态的公私制定,和它的的这种产权制度都需要新的体制的配合。如果没有这种形态的支持,我们很难实现技术创新的问题。

  最近我们在对个案的分析,实验室经济选择什么样的公司治理模式为佳。以什么样的产权制度作为一个制度构成。它的融资通道以什么样的通道来构成值得我们来研究。我们现在几乎没有太多的知识储备或者实践的储备,这样一来我们技术创新的难度就极其之大了。

  天赋差异:收入水平差五百倍都正常

  另外这种技术创新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制度是人才制度,人才制度是技术创新的人才基础。实验室经济是物质基础,我们研究发现,这种人才制度是强调人的差别为核心的人才制度。强调人是不同的,作为这种制度配置的主要的出发点,强调人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发现它强调人的不一样是四种差异的统一,一个是天赋的差别决定能力的差别,能力的差别决定岗位的差别,岗位的差别决定收入方式的差别,收入方式差别决定收入水平的差别,收入水平差五百倍以上都很正常。它是以差别为核心安排这种制度的,我觉得这种理念在中国可能难度比较大。天赋的差别决定能力差别,我们有时就不认可。因为我们的概念叫望子成龙,人没有差别,人是教育差别引起的差别,实际上背后不简单是教育的差别,我很赞成这种制度,因为我是搞教育的,我觉得人的差别太大了,不是一点点。我们要接受这个理念,背后真需要认真研究很多问题。最近和一个同事讨论,他说魏老师你千万别讲这种事情,人家非骂你不可,人家明明生个孩子等着望子成龙你来一套这种理论人家怎么接受。因为最近有一个同志孩子要上幼儿园,要选最贵的交钱,我开玩笑说你别上那个,我觉得你儿子要能考上北大清华,上什么学都能考上。考不上你上什么学都考不上的。结果一说人家很烦燥,实际我觉得这是科学的,最近为了说服别人给自己补点课。研究了一下人类学和遗传学,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建议大家看看人类学和遗传学,对人认识自己有意义。我最近和有的同志聊天,我说你老考虑孩子上什么中小学,还不如考虑和谁结婚更重要。人类社会没有解密你和谁结婚孩子基因好,人类没有解密但是我们最起码不要强调都一样,人是有差异的。在这种差异制度安排下,科学经营和技术经营才能脱颖而出,而我们不是这种制度,刚刚有差别就是不公,我觉得这种制度需要调整才行。我深深的感到技术成功的背后不仅是经济而且是社会心理状态的调整。我理解了一个事情中等收入的问题,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以后为什么大部分走不出来,因为要走出来必须成为创新兴国家。创新兴国家的核心是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不是简单的技术创新,是整个民族的思维的创新,没有这种理念的话我估计确实很难走出来。所以研究增长方式转变这是中长期目标,我们短时期通过它的调整,把速度维持在一个我们所要求的水平上,彻底的转变是中长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们这次增长方式转变要把消费作为重要支撑点,把消费作为重要支撑点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提高居民收入。中国老百姓消费低的原因还是普通老百姓收入太低的问题。有人讲中国老百姓有钱都不消费,我想那是瞎说。谁有钱都会消费,消费多爽。拿着银联卡在刷卡机上划了一下,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不敢刷的原因是想来想去没有钱刷,那就要提高居民收入。要重新调整社会社会国民收入的分配机构,要调整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这种调整背后是利益的重新调整。现在讲居民收入要减少财政收入,把哪一块减下来。把哪一块减下来才能提高居民收入,把财政收入减下来,把支出要减下来。

  大家最近对三公有意见,说三公高。我历来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因为你不知道高还是不高,因为我们预算法。你就没有规定它应该花多少钱,结果你公报它花了多少钱。多还是少怎么知道,没有固定它只能花多少钱。三公预算降不下来的话,怎么提高居民收入,背后是利益结构的调整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般的,背后要涉及到更深层次的体制改革,谁来约束政府的问题,谁来约束不能多花钱,只能花到什么程度。要研究这个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增加方式的转变,仅仅举了一个我们研究的最近感觉,觉得它也是一个中长期的改变,我们近距离的调整只能维持在一个水平上,未来可能是一个更高的,深层次的调整问题。不管怎么讲增长方式转变是我们深度调整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我调整增长方式,中国经济增长不可能发自一种内在的增长,可能最后真得救市,要转变我们的增长方式。

  房地产应分类调控 富人的房价越高越好

  对中国经济深入调整第三件事是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因为我们的结构有问题,要调整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结构怎么调整。现在看来从短期来看,恐怕两个产业的问题很重要。一个是房地产产业调整一个是服务业。从短期来看我们结构调整有两个产业必须要调整。一个是房地产产业一个是服务业,因为这两个是短期内调整能够发挥作用的。短期的这种产业结构调整一个是房地产产业一个是服务业。比如说房地产产业我们要研究不能绝对化或者政治化。房地产产业的调整需要讨论了,因为我们调整房地产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房价回归理性,一个是让房地产继续释放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因此是两个目标的统一,既然两个目标的统一,中国已经形成多个社会阶层的社会。所以房地产产业我估计铺张和铺垫的时代可能都不会来。所以恐怕我们的调整可能要讨论从现在的一刀切,走向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问题了。我最近研究房地产发现我们讲价格收入比,如果平均价格和平均收入说明不了问题。来评价房价的问题如果讲平均的概念都不能说明问题,而是要区别对待。比如你是讲谁的收入,是一年收入几百万还是几十万的收入还是几万元的收入,平均没有意义。房价是讲高档房的价格还是讲一般房的价格,要区别才行,已经到了这个时代。有一次到了一个北京的地产局调研。董事长比我来的晚一点,售楼小姐不知道我是调研的结果把我当成客户了,给我推荐房子。说我们这个小区最便宜的一套房子是五千万人民币,告诉我多么好。我说你别给我介绍,因为我不是你的需求方。要买五千万一套的房子的人,个人财产应该在五个亿以上,利益是平衡的,他说没有问题很好的。

  而且我告诉她我都快六十买你的房子干嘛,五千万放在一般的地方理财的话一年收入差不多五六百万,有五六百万一年的收入我每天住在五星级饭店雇两个人伺候我也花不了这么多钱。它背后是一个利益问题,它根本不是一个价格平均的问题,我们现在绝对化不行了,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我一直认为保障做好的价格不能统计在均价里边,那是富人的事,就像买手表一样,基本上戴一个就能看时间。有人非要戴二十万,那就戴吧,那是奢侈品,奢侈品不统计在CPI里边。高等房价一样把它清除在均价才行,富人涨的越来越高越好,对经济增长更有好处,你管它干嘛,不用管它了,所以分类指导区别对待。我们重点要解决的是穷人没有住房的问题,保障性住房的问题。但是保障房的价格不能统计在房地产价格里面去,因为它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再一个是一般房子的问题,我们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要不同的阶层来讲问题才行所以要走出目前这种状态,走出分类指导区别对待。

  近期里结构调整还有一个产业是服务业,因为服务业我们调整起来可能见效比较快。对近期有意义。但是服务业大家知道,服务业分为四大类服务业,一类服务业叫消费服务,就是为消费生活服务的,就叫消费服务,主要表现在餐饮和商贸。第二种服务业就是商务服务,商务服务是个很宽泛的产业概念。从金融机构投资银行到会计事务所咨询公司会议中心培训机构等等都属于商业服务。商务服务是很重要的服务业。

  第三种服务业是生产服务,直接为生产过程服务的服务业,就叫生产服务业,有的企业为所有钢厂服务,帮你调整一下工艺流程让你实现节能环保,帮你在钢水出口处加一种原料让你成为一种新的产品。

  第四种服务业是精神服务,为精神生活服务的服务业叫精神服务,精神服务也是一个宽泛的产业概念。从娱乐影视旅游文化出版等等都属于这类。我们讲文化产业实际不太确切,应该是服务业的构成,就叫精神服务。这四大类服务业对增长的贡献很有意义。而且短时期增长很有意义。所以我一直强调从短时期的稳增长来看要加大对服务业的调整。因为这个容易对增长发挥很快的释放作用。比如说我们这种服务类的这种企业,稍微在税收上做一点调整,马上对增长贡献就很大,我曾经研究过一个案例,对服务业减税减一块钱的税可以让它的产值增长六块钱基本上是一比六的概念。今年如果减税能减上六千亿的话,三点六万亿GDP,我们去年的GDP总量是四十七点三万亿,对稳增长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这种服务业的调整见效比较快,所以从短期的稳增长来看。我们的结构调整一个是重视对房地产的调整,一个是重视对服务业的调整。

  从中长期来看,结构调整主要是两个产业,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中长期增长是有巨大意义,所以我们加大对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调整。因为中长期增长可能靠这两个产业的调整,比如说制造业,我们国家大家知道仅仅是一个传统制造业大国。我们中国不是现代制作大国,现在制作业市场已经被两大经济主体瓜分,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盟。我们仅仅是一个传统的制作大国而已,如果未来的增长我们要从增长角度来看,从现在的传统制造为主要转型,要重视对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比如现代制造有一个飞机,你们知道我们国家是飞机需求大国,现在空客每年产量百分之二十卖给中国,波音是百分之二十七。我们不买它的自己能生产对经济增长贡献多大。很可惜我们生产不出来,再是装备,我们国家是装备需求大国,我们搞不出来。这次调演才知道我们石化设备的百分之七十五是进口,我们是装备需求大国,我们生产不出来要进口。如果自己能满足自己市场需求的话,大家想想对我们生产的贡献有多大的可能,所以我们要加速发展现代制造业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制造业的调整一定要注意我们要加速发展现代制造业,所以我也不赞成救市的原因是,我们一旦救市又是传统制造业得以夸张。忽视了对现代制造业调整。结构调整很艰难很难办,所以应该研究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现在是现在调整的最好时期。

  现在世界真的变化很快,美国自己宣布它们未来不再依赖国际市场的能源,要自己满足自己的能源。过去是美国消耗别人的能源把自己的存下来不开发。最近猛然宣布要用自己的能源实现能源自足,为什么?因为要跟普金较劲。实际俄罗斯暂时不可能通过竞争力提高和美国竞争,只能靠能源。但是西伯利亚的石油价格如果掉到92美金以下的话,普金所有的战略都不可能实现。它的财政不可能实现盈余来进行所谓的装备的国防的改造,一些国土改造,不可能。美国就要要把油价跌到92以下,所以美国不买国际上的原油,对不起,国际油价就会跌。那么最后普金很难完成,所以普金上台以后,首先出访这一圈,都是对他的能源需求的国家。有稳定这个格局,这个状态说明已经开始新的竞争了。在这个条件下给中国恰恰创下一个最大的机遇,尽快来推动自己现代制造业,因为这是一个最佳的时期了。我们要调整这个结构,这样对我们未来将有意义的。

  从中长期来看一个产业是制造业的调整怎么走向现代制造业,另外一个中长期来看就是战略新兴产业。中长期对中国增长有贡献。所以战略新兴产业现在讲的就是七个要点,一个是新能源,一个是新材料,一个是生命政务工程,一个是新一代新兴技术,一个是节能环保,第六个是新能源,第七个高端装备制造。从中长期来看,对我们经济的贡献将具有最大的意义,因为它既是战略性又是新兴的,对未来将有巨大的这种空间,比如说新材料,新材料是战略新兴产业,因为它影响到许多产业。全世界都在新材料里边推动看到欧洲实验室宣布他们发现了反物质材料,加拿大实验室前年发布发现超光速材料,两个英国人他们发现了超薄材料。因为材料领域影响许多产业的发展。所以看到最近全世界提出第三次工业浪潮,一个是信息,一个是新材料,一个就是新能源,这三者的融合会产生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工业化的进程。是最近全世界都在讨论的问题。所以战略新兴产业的这种调整涉及到我们未来中长期的问题。要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的这种调整。中长期来看我们两个重点把握好就行,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战略新兴产业。短期来看一个是房地产产业一个是服务业,我想如果这个状态如果能够把握好的话,在短期内就是今明两年,能够对房地产产业和服务业实行一个最佳的调整。让增长速度维持在7%以上,实现7.5%没有问题。从中长期来看如果我们加大了对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调整的话,中长期中国也可以获得一个较快的增长,所以结构调整,我们调研的结果发现分为近期和中长期的概念。近期我们应该做好房地产的调整和服务业的调整,中长期应该解决好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的调整。这样保证中国未来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我们认为深入调整中国经济要做的第三件事。

  总体来讲,我们觉得从稳增长的较多来看,深度调整中国经济主要是这三件事,一个是深化改革我们提出来目前要解决的三个要点。一个是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的调整问题,一个是民营经济的问题,一个是城乡二元经济的问题。

  第二件事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刚才讲到实际上是三个要点,一个是从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要转向内需支撑的增长方式。一个是以成本优势为特征增长方式,转向技术优势为特征的增长方式,从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方式转向消费增长方式。我们这个三个要点必须推进才行。

  第三件事是结构调整,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必须要调整,调整分为近期和中长期。近期类主要是房地产行业和服务业,中长期主要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如果这三件事能够做好的话,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就可以缓解,甚至部分可以解决。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内在的发展动力。而不是靠货币多投放或者借债来刺激经济,而是产生一个内在的动力。这样可以保证中国经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能达到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

  对于中国经济目前增长速度下滑,我是偏向于对中国经济借这个机会进行深度调整。反对救市,千万不能救市,如果真要对中国经济深度调整,中国经济能够前进一步的话,才真正能实现稳中求进。稳增长而求得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叫稳中求进。但是如果是救市,结果就可能适得其反,我是极力反对救市,最近这段时间我蛮担心会不会迫使我们去救市。所以现在我最关注的是七月初要公布的第二季度的数据,如果比第一季度还要差,尤其差的太多的话,我估计救市的呼声可能又会再起。开始加大所谓投资,加大放贷的压力就会加大。最后的结果是增长速度会得了一定的上升,但是我们忽视了对中国经济深度调整。会把我们的问题继续往后推,而且救市的结果会继续加大我们货币财政的风险,所以我是极力主张反对救市,对中国经济深度调整。怎么样深度调整,我们最近的调研的情况就是这三计划,深化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对于稳增长问题调研的结果所得的结论,告诉我讲一个半小时我看了一下已经多了,留一点时间和大家互动的时间,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大家有没有问题。

  魏杰: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最近看王蒙那个书,表达一件事有二十五种说法能选择一个最好的说法,所以你们问我问题不要紧,我也会选择最好的说法的。

  提问者:老师您好,您刚才描述了中国经济以后发展的方向和潜力,我们也感觉看到了希望和动力。但是这个希望是美好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现实和困难重重。这个背后涉及了很多利益的调整,政府自身的改革包括深层次的制度各方面的改革。您认为在这种困难和压力下,中国经济能走的像您描述的这些问题能解决吗?或者您是否保持对中国经济乐观的态度和看法。

  魏杰:我是审慎乐观,如果我们今年开始对中国经济深度调整的话,中国最少有三十年的较快增长,7%以上的较快增长。如果忽视了对中国经济深度的调整,中国经济出事可能是2015年到2017年,是最关键的关键点。我们不希望它出事而是希望它持续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可能各种利益方都会让步,妥协也是现在经济处理问题的重要办法,可能在底线上也会妥协,所以我觉得到了一定程度都会妥协的,你们回顾一下三十多年来不就这个结果吗?影响到所有人的问题的时候就会实现一种妥协,我估计对中国经济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调整的话,应该还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的状态,所以我还是审慎乐观的。

  提问者:魏老师您好,刚刚您提到城乡农产品工业产品的机制保持一个统一,但是我们国家工业产品在国际上来讲是具有价格优势的,但是农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优势就不明显。更多是成本更大一些,像现在大豆我们基本上被国际市场垄断,如果形成机制一致会不会对我们的农产品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导致人民的利益受到破损。

  魏杰:所以我觉得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经常批评别人也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我们有时间也要搞。对中国的农产品,我强调价值形成统一的原因是在国内讲,从国际上讲恐怕是另外一个概念。最近在批评美国实行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这个状态是一个新的动态。我们这方面应该学日本,第一次八几年初的时候,发现在日本蛋禽肉最便宜,大米和面粉最贵。那里很便宜吃了两天觉得不行了,就是对美国没有放开。日本为了保护自己农民的利益长期对美国不放开大米市场和面粉市场,因为美国是大农业,日本是小农生产,要是放开一下子把农民利益冲垮了。所以中国对美国也是这个问题,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有时间也要搞,国际上历来都这样,批评别人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不能真正自己贯彻那个。中国如果对美国放开,美国船上人太少我们船上人太多,人家地大物博我们是土地紧张,你想一放开就很麻烦,所以我讲的仅仅是不在国际因素的调节下,我们现在国内的价格适合,放开国际价格是另外的概念。

  提问者:魏教授您好,您谈到一方面是转变经济结构的这方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90年代就开始提出了,现在陆陆续续二十年了,到现在仍然重视来提的,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转变好,您今天讲的这些我觉得都在理,但是能不能在中国进行实施好,就是说把实施的问题解决好。

  魏杰:增长方式转变我们讨论的时间确实很长,但是我觉得增长方式转变不是口号是利益调整。到了一定时候才能调整,比如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你要是在十年前讲在五年前讲大家很难接受。那个时候我们把扩大出口吸引外资当做证据来讨论的。当真正这种增长方式影响到我们的时候,大家看到要调整。而且这个增长方式实际上我们调整晚了,应该在2007年以后就调整。之所以调整不了的原因是我们两个发展较快地区,基本上靠这种方式来推动。一下子来调整有个利益格局问题。所以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利益绑架了原则。可能导致调整会慢。现在你不去调都得调,现在它已经生存不了的,没法做了。过去琢磨出口赚钱现在琢磨怎么靠进口赚钱的问题,因为到了非调不可的时候,这个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背后还是利益机制作用的问题。

  加息是几年来央行做的最聪明的事儿之一

  提问者:最近央行调整存贷款利率,利率向市场化利率迈进,对于金融企业和工业企业的影响,在这方面请教一下您。

  魏杰:我估计可能这次影响最大的金融企业是银行,这次利益调整,这几年做的最聪明事之一。把空间留给了存贷双方。你们看到最近银行的压力很大,银行对存款利率一直在提,宣布的时候四大银行全不动,小银行隔了一天就发信息给所有人说你来办一下,永远按照原来的利率。我最近的手机老收到各种银行说,你是不是有存款在我们这里,我们最近准备提高存款利率,从3.5%提到3.75%,有的提到3.85%。看到这个信息我觉得银行的竞争已经开始了。金融业的这种垄断,或者是不太怎么运作就能赚钱的时代要结束了。主要是背后有大的环境是民间信贷放开了,如果民间信贷不放开,利率是没法实现的。只有民间信贷合法性之后利率调整才能到位。所以它是个综合的产物,民间信贷的放开和这次利率的调整对金融业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对工业的影响不是太大。因为一般都没有调整贷款利率上限而是存款利率上限,首先是稳重存款,银行要牺牲行单向汇报,稳定较大规模汇报。我估计对实业利好但是对金融率绝对不是利好。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相关的变动,我估计第二季度数字公布之后,金融业的竞争压力还会进一步释放。今年谁都别想救市,今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就是14%。货币新增长的货币是12万亿左右,不可能再增长了,所以只能在存款上调整。从去年21%今年会调到19%,只能在这个地方运作,在别的地方不能运作,导致金融业的这种竞争更加激烈了。我们现在的基础设施是2009和2010年的规模,现在大部分没有建成,现在我们整个货币供应量增长不可能太大,只能调整降低存款准备金律,最后的结果会加大经营机构的竞争会很激烈。所以会倒逼银行的改革,所以有人讲中国的改革早着呢,实际上你注意中国人还是很有智慧的。你刚才问的问题很对,我估计后半年还会有重大的变化出现,这是没有想到的问题。给一点点的调整会引发一系列的变动。所以对实业是好事,对金融业的竞争更加激烈。

  提问者:今天您讲的这个内容确实对于我们非常受益匪浅。有一个我想问一下,您谈到国际上通常负债60%是底线的问题,日本上次国家的负债到了248%,希腊来说它的负债上百了,确定这个60%理论基础和对理论基础在现实和未来发展之中取得什么样的平衡。而且我们说经济学核心问题是时政的问题。而时政问题怎么样和时政来交接。

  魏杰:60%是警戒线,上了60%会引发各种问题。你刚才讲希腊是137%那么它就会出现问题,而且希腊的债务都是别的国家购买的国债。它是国外债主比较多,就会影响欧盟不断出问题。出了问题之后就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果就是不断引发新的问题,这个是一个警戒线,日本正常统计是200%,日本没有出现欧盟的问题但是政治危机,五年换了六个新首相,背后就是日债危机,我估计这个又要下台了,因为一动就要还债,要还债就得加消费税,要么减少对社会保障支出,政府一投票就完了。美债表现为奥巴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运作空间,所以60%是个理论界限,把理论界限又细分了一下60%到80%之间,已经出现了动荡的预兆,一旦超过80%以后就会出现动荡就会成为现实。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反复强调60%不要突破但是你注意它老突破。80%更麻烦一点,所以它是理论的警戒线,就像汽车没油了但是灯亮的时候还可以跑五十公里但是它是一个警戒线,是理论和实践的依据,还是科学的提出来的一个警戒线,应该是有道理的。我们今天是不是差不多两小时就可以了,也谢谢大家,祝大家端午节好。

  主持人:我们非常感谢魏老师的精彩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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